生辰八字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五行对生辰八字命理的作用

　　

宋代哲学讲阴阳与五行的结合，讲“理”和“道”。生辰八字与五行在这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它是起了“实证”的基础性作用。

哲学必须有一定的实证科学作为基础。尤其是像对世界本原进行追问的这种本体论，离开了具体科学，很难使信服。罗素认为，哲学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怛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它不能像宗教那样宣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哲学必须是以实证经验为基础的，至少不能违反实际经验。西方是以逻辑和实验作为哲学的基础，中国古代没有什么科学，但术数却很发达，卜筮和哲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一个着重于具体事例和现象，一个着重于一般规律和本质；一个实证一个思辨，所以，在古代中国术数成为哲学“诉之于人类理性”的基础。人们对世界阴阳五行的哲学思辨，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卜筮、风水、八卦、八字再加上中医、针灸基础之上的。例如《易传》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样。通过周朝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卜筮活动，《易经》成功地解释了社会，使人们信服了它，于是有了对《经》进行解释的《传》，有了“医易相通”也才有了《周易》被列为六经之首。如果它没有卜筮功能，相信决不会在中国古代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

生辰八字与五行运用阴阳五行思想算命，大获成功，无疑大大提高了五行思想的地位。哲学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一开始只能是假设，但这种假设如果能得到证实，那么它就能站住脚。古代的数术，包括生辰八字与五行在内，无疑是起了这个作用。

另外，从宋代本体论本身来看，受生辰八字与五行的影响也是有迹可寻的。例如，宋代对五行的排法的变化，就是受生辰八字与五行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五行次序通行的有三个：一是“金木水火土”。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先王以金木水火与土杂，以成百物。”二是《尚书，洪范》中的次序：“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也是生辰八字与五行当中的排法。三是董仲舒的次序，木火土金水。

这三个次序中，第一个用得不多，现在一般用在口语中，第二个和第三个次序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体现着人们对五行作用的不同认识，即体现着人们对五行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识过程，即从一开始把五行作为万物的本原，到后来把五行作为四季的象征，最后又把五行作为万物的本原的过程。

《尚书•洪范》的五行次序，体现了把五行作为万物起源的生成过程。唐人孔颖达认为这个排列体现了万物由无形微小到壮大成形的过程，“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洪范•疏》）朱熹也是这样认为：“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金木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太极图说解》）也就是说，如果认为五行为四季之次序，那么就是木火土金水，如果认为五行为天地万物之本原，那么就是水火金木土。

而且从周敦颐开始，五行的次序又被换了过来。从董仲舒的“木火土金水”回到了《洪范》的“水火木金土”这个换法，也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这两种排列法的不同意义，以王安石讲得最为明确：“《洪范》语道与命，故其序（指五行排列的次序）与语器与时者异也。”{《洪范传》）这里的“语器与时者”指的就是董仲舒的五行次序。

什么是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什么是命？王安石说：“命者，万物莫不听知者也(《洪范传》)把五行看作是“道与命”的存在，这就把五行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这与董仲舒是不同的。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宋代，五行能重新崛起，成为“道与命”，成为万物的本原呢？这主要是因为生辰八字与五行的出现。从周敦颐之后，似乎人们都用了这个排列次序，没有什么人对此提出异议。这大概就是因为五行作为“道”，已经得到了“命”的证实。

总而言之，我认为，由于生辰八字与五行算命的“成功”，使许多人相信人生即禀阴阳五行之气，进而相信万事万物无不由阴阳五行组成，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把阴阳五行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这个观点应当是能够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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