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与五行的结合，八字和五行的关系衍生天道人道(一)

　　

八字五行通过结合阴阳五行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结合，八字与五行对宋代理学的影响，是通过其阴阳五行思想来实现的。阴阳五行观，是中国人的“本体论”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天道”与“人道”本质上是同一的。要做到真正的“天人合一”，首先的一条就是要对“天道”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但中国传统哲学又较为缺乏纯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注重人的实际生活。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人认为哲学的实际功能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生的境界。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所以，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就有了关于宇宙本原的思想，即《易经》中关于阴阳的思想和《尚书•洪范》的五行思想，并且在周朝提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宇宙发生论，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辩证发展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天”、“道”的研究并无什么进展，反倒是认为“天”、“道”不可言说、不必言说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

孔子不愿言说“天”：“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都不说，我说什么？孟子认为不必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只需了解自己的“心”就能“知天”了。老子认为“天”是不可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通行本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之曰大。”（第二十五章）连名尚不能知，如何能说呢？荀子对“天”的态度是不肩于说，“明于天人之分”。人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立各自自认为最好的社会礼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上。至于对这种礼法制度和伦理所赖以成立的根据，即“道德底形而上学”（冯友兰语），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也还没有来得及去想。“未知生，焉知死”，大概也是由于“救亡压倒启蒙”的原因吧。除了老子以外，先秦诸子百家都回避了自己所建立的价值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像儒家的“仁者爱人”基本上是建立在“以己度人”的经验的基础上的。结果是礼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成了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到后来实际上是靠法家的严刑竣法来维持的。

法家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贪生怕死的，所以治国只要一方面奖励耕战，另一方面严刑竣法就行了。

秦末农民大起义给了统治阶级一个深刻的教训。光有严刑峻法不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光讲伦理道德，只把个人体验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也不行。如果说，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能使人们将所有的伦理道德抛诸脑后，几句装神弄鬼的“大楚兴，陈胜王”就能使人们相信而跟着跑，那么封建社会的礼法制度的可靠性、稳固性也实在太可怀疑了。必须从源头上，从“天人关系”上确立人间礼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的不容置疑性。帝王将相并不是没有种的，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的。

西汉董仲舒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他利用了相学“天人相副，天人相类”的方法，建立了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

具体说来，首先，他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髙物之甚而类于天也。”(“人副天数”）“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为人者天”）其次，认为社会也是“副天”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主）之，阴为妇面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他进一步提出“受命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顺命”）

如人们违反这种“天受之命”，就会遭到“天”的“谴告”：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反天之道，无成者”（“天道无二”）这是用来警吿那些敢于揭竿而起的老百姓。董仲舒可以看作历史上第一个试图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礼法制度提供自然本体论基础的哲学家。

八字与五行的结合，但正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工作，所以在各方面都显得很不成熟。例如对阴阳如何产生天地万物、五方四季的过程没有作充分的论证（这点后来由《白虎通义》、《易纬》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不过最大的缺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董仲舒的“天人相副”、“天人类比”的思维方法有问题从其主观意图来讲，他是想要证.明“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王道通三”），“天亦人之曾祖父，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副天数”），但由于他只是简单地采用天人类比，凡人有的，天也有，人没有的，天也没有，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却不妨看作是“天”在这里成了人的“副本”，自然界成了人随心所欲地解释的对象。其结果，正如后来王充所指出的那样，

“人有喜怒，故谓天有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乎人。如人不怒，则亦无缘谓天怒也。”(“论衡•雷需”）

“儒家说夫妇之道取法于天地，知夫妇法天地，不知推夫妇之道以论天地之性，可谓惑矣。”(“论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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